在今日的西安,有很多地方以“坊”命名,如东郊的安仁坊,东关的长乐坊,北大街的通济坊还有现在东门内的永兴坊,这可是陕西美食的天下,也是来自西安唯典陕西小吃培训中心小编最关心和最爱去的,必定小编是专门培训陕西小吃技术的……
街坊这种命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昔日唐长安城内的坊名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非常形象地描绘唐都长安城的布局为“千百家似围棋局,十二街如种菜畦。”唐都长安城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,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齐整的城市。唐长安城采用“里坊制”,整个城市划分为整齐的一百多坊。
今人在探讨唐长安城的布局时,总要询问一个问题,为什么它要实行“里坊制”?因为唐长安城的面积达84平方公里,由外郭城、宫城和皇城组成。外郭城内街道纵横交错,划分出一百多座里坊。此外还有东市、西市及芙蓉园等人工园林。城市总体规划整齐,布局严整,堪称中国古代都城的典范。而“里坊制”是唐继承了隋代都城的结果。“隋朝一开始的都城是原来的汉长安城,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繁荣,隋文帝放弃了这座汉长安城,重新选择了位于其东南的龙首原南坡另建新城,这就是我们所说的‘大兴城’。由于大兴城是新建的,所以在设计过程中就突出了一个秩序问题,统治者在建城的过程中就强调皇权,实行严格的中轴对称,以‘坊’为单位,方便安置居民,布设官僚机构。而唐长安城,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修缮而成,城区分宫城、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,其中宫城为君,为皇帝所在;皇城为中央衙门所在;而外郭城则是臣民的居住生活区,它实行‘里坊制’,街坊以道路划分,仍采取类似闾里的形式,曾有学者将每个坊形容为今天的居民小区。”
长安城内的“里坊”是由外郭城中的东西向十四条大街、南北向十一条大街交叉分割而成,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将此棋盘式网格区域定名为“坊”,炀帝时改称“里”,唐时又称“坊”。因此,在唐人诗文中常可见到“里”、“坊”并用的情形。
唐长安城到底有多少个“坊”,历来说法不一。随着都城建设的发展,长安城里坊之数前后是有变化的:“以东西十四条大街和南北十一条大街来分割,本可以区划为110坊另东西两市,并且在分布上以朱雀大街为中界,街东与街西数目相等,各有55坊另一市。但事实上是隋初营建大兴城时,都城东南隅曲江一带,虽占两坊之地却并没有设坊,所以东城减去两坊,53坊与西城55坊,应该是108坊并两市。这是隋初至唐初长安城中的里坊之数。”但随后,里坊数又发生了两次变化,分别是唐高宗龙朔二年和唐玄宗开元二年。高宗年间修建大明宫,为开辟一条宫前的南北大街,将郭城东北部的翊善坊、永昌坊一分为二,形成光宅、翊善、永昌、来庭四坊。这样,东城比初唐的53坊又增加了两坊,变成55坊,与西城的55坊合为110坊并两市,这是唐高宗至玄宗开元年间长安城的里坊之数;而玄宗年间,为了营建兴庆宫,去了街东隆庆坊一坊之地。这样,街东里坊又减少一处,由原来的55坊变为54坊,与西城55坊合并,长安城全城109坊并两市,这是开元二年以后长安城中的里坊之数。所以,张永禄教授认为,长安城的里坊总数共有108、110、109三次变化,而这些变化都是由东城区里坊之数的增减而引起的。
长安城的坊数经历了三次变化,大约由于最初的坊数是108坊,因此人们说到长安城的坊数时,最常用的是108坊。
长安城的每个坊都是规整而标准的长方形,这在今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而在里坊的排列上,以朱雀大街为中轴,左右也是非常对称,街东与街西,里坊位置及其形制,面积的大小,都是彼此对等,左右均称。而108坊也有象征寓意:108坊恰好对应寓意108位神灵的108颗星曜(如《水浒》中的108将);南北排列十三坊,象征着“一年有闰”;皇城以南东西各四坊,象征着“一年四季”;皇城以南,南北九坊,象征着《周礼》一书中所记载的所谓“王城九逵”。
从各坊的大小来看,皇城和宫城东西侧各坊面积较大,皇城以南各坊面积较小。各坊的兴衰也随着唐王朝政治的变化而有兴衰。如唐初以太极宫为皇宫时,皇城东西两侧各坊比较繁荣;而高宗至睿宗时,以大明宫为中枢,其南各坊又成为繁华区;到玄宗执政时移居兴庆宫,兴庆宫附近各坊随之兴盛起来。长安城各坊尽管大小不一,繁荣程度有别,但其结构却基本一致。
上文所说,108坊各坊之间的面积也有所不同,考古发现里坊规模从小到大依次可以分为:皇城以南朱雀街两侧内二纵列十八坊;皇城以南朱雀街两侧东西外二纵列十八坊;皇城以南东西两侧六列四十八坊;宫城东西两侧十二坊和皇城东西两侧十二坊。《长安志》中曾清晰记载了这五类里坊的范围,考古专家也进行了实测,发现与文献记载的里坊范围大小分为五类的趋势是一致的,面积分别从30万平方米到90万平方米不等。肖爱玲告诉记者,皇城与宫城东西诸坊距离政治中心较近,人口增多自是意料中的事,坊的面积大也是必须的。而且,皇城与宫城东西诸坊面积增大,显得宽敞大方,就更加烘托出宫城皇城的雄伟。而皇城正南的四列坊范围之所以较小,是因为设计者们要把向南距郭城之间划分九坊,以象征“王城九逵”,从而其南北长度受到了限制。其中,又由于皇城南面三门的间距较短,而朱雀大街又极宽敞,所以朱雀大街两侧内二列十六坊较外二列十八坊范围更小。
里坊布局非常严整,每个坊都是封闭式的建筑。据介绍,每个里坊的四周,都环筑有坊墙,从而使长安城在外观上宛如大城之中又套了很多小城。据对群贤坊、怀德坊、胜业坊、居德坊及长兴坊的考古探测得知,坊墙墙基厚度一般为2.5米到3米,均为夯土板筑。各坊的围墙接近各街的沟边,大都距离沟边1.5米到2米,怀德坊距离街侧沟边1.5米。由于坊墙都是土墙,常常因雨水冲刷而破坏倒塌,所以文献中多有修补坊墙的记录,如《唐会要·街巷》就曾记载:“(贞元四年二月)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,有破坏,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。”
既然有坊墙,就必然开有坊门,才能让坊内居民出入。大多数坊都开有东西南北四门,并贯通以形成东西南北十字街。但皇城以南的三十六坊,因近靠宫阙,仅有东西街道,故只开东西门,不开南北门,史言“不欲开北街泄气,以冲城阙”。事实上,长安城南36坊面积本身就相对较小,居民人口也少,只开东西街已能满足需要,无须再开南北街。凡有十字街的坊,十字街的宽度均为15米。被十字街隔开的四区,又各有十字巷,把全坊分为16个小区。这些巷的宽度一般有2米多。这些小的街道,被称为“曲”或“巷”,因其路面较窄,唐人也称之为“狭斜”,如卢照邻的《长安古意》诗中云“长安大道连狭斜,青牛白马七香车”。曲巷各有其名称,有按方位称呼的“南曲”“中曲”等,有按长度称呼的“短曲”“深巷”;有按街树称呼的“柳巷”;有按当地大户族姓命名的“薛曲”;有按不同民族聚居命名的“高丽曲”;还有按坊人职业命名的“毡曲”等。
至于坊门,坊门上都装有门扉,由专职门吏掌管,负责按时开关。至于坊门的建筑,都不甚高大。其门楣之上,书有本坊坊名。坊门之内,有门吏值宿的房舍,坊门两侧的墙壁或门扉之上,可以张贴政府发布的各种文告,甚或私人也可因事而贴榜。白居易的《失婢》一诗中就有类似的记载:“宅院小墙庳,坊门贴榜迟。”唐代里坊统一以鼓声为准,由门吏负责坊门的启闭。早上五更二点自宫内“晓鼓”声起,诸街鼓顺序敲动,坊门开启,鼓要敲到天亮为止;每晚鼓声敲响关闭,不许出入。夜晚实行全城街道严格宵禁,如果有“犯夜者,笞二十”,即便是官员也不例外。《李娃传》中曾记载郑生与李娃同住平康坊,郑生财尽,李娃将他骗至宣阳坊李姨处,退房搬走,郑生回到平康坊见房锁人去,急忙欲返宣阳坊,但天色已晚,坊门将闭,不得不住店暂息一宿。只有婚、丧、病等能例外,但必须获得批准,婚事依风俗要早出晚归,可事先按规定持有县牒,而丧病为紧急情况,只需本坊牒文。唐玄宗时,才下诏每年正月十七、十八、十九三天可以夜开坊市,以庆祝上元节。
史载,唐长安城人口一百余万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、人口最多的城市。
其一,这在很多唐人诗文中得到了验证,如岑参《秋夜闻笛》中说:“长安城中百万家,不知何人吹夜笛。”韩愈《出门》诗云:“长安百万家,出门无所之。”而诗中所谓的“百万家”,就是指长安有百万人口。另据贞元十九年,韩愈在《论今年权停选举状》中也提到“京师之人,不啻百万”。
其二,根据长安城内人口的统计,也可推测出长安人口约在百万左右。因长安城内由长安、万年两县分治,朱雀街西归长安县治,朱雀街东归万年县治。据《长安志·西市》记载:“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,比万年为多,浮寄流寓不可胜计。”即两县合计,大约共领八万余户,以唐律禁止子孙与祖父母、父母别籍异财的规定来看,平均每户人口在十口左右,故长安、万年两县所领八万余户,口数约在八十万人左右。除此之外,再加上住在京师的皇族、宦官、宫女、禁军、僧尼、国子生、少数民族、入京应选科举、各地驻京朝集市邸办公人员、各民族朝觐师团及各国使者、商人等,“浮寄流寓,不可胜计”之人也在二三十万之多。
其三,“根据里坊居住人户推算,也基本上可以确定长安人口有百万”。因为史料记载,“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,长安城因雨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,一坊五百余家俱失”,可知兴道坊最少也有五百余户人家。而兴道坊位于皇城以南朱雀街东第一纵列第一排坊,面积属于都城中最小的里坊,参照北魏洛阳城里坊户数“大者或千户、五百户”,长安城每坊平均八百户是有根据的,如此全城110坊,共约八万八千户。这与《长安志》所记是一致的,再加上二三十万皇族、禁军、使者等,长安城共有百万人口是可信的。
那这百万人口在长安城里如何分布的呢?专家学者用了八个字“南虚北实,东贵西富”。因为北边是宫城和皇城所在,所以人口密集,官宅居多。而南部地区,尤其是南三列坊,由于地处偏远,俗称“围外”,居民比较稀少。隋文帝初建大兴城时,为了不使城南过于空旷,令其诸子在南三列坊建宅,用以控制和充实城南一带。但终因地处偏远,直到唐代时,“虽时有居者,烟火不接,耕垦种植,阡陌相连”。有记载说东南地区的升道坊,“尽是墟墓,绝无人住”。而西南地区的长寿坊,甚至有猛虎出没其中。
从东西方向看,隋代时达官贵人多居住在城西,但后来发生了偏移,城东反而成了达官贵人的宅邸所在。尤其是城东北地区,因靠近皇宫大内,所以官僚第宅密集。张永禄介绍,城东北的入苑坊和胜业坊更是王府云集,入苑坊有玄宗的十六位王子居住,号称十六王宅;而胜业坊有薛王业宅,宁王宪山池院等。公主第宅集中在崇仁坊,如太宗女东阳公主宅,中宗女长宁公主宅等。而安仁坊则多云集的是亲王外家,如薛王业舅父王昕宅,宁王宪外祖父刘延景宅等。翊善坊和来庭坊“多为阉人居之”,如高力士等。而位于皇城与东市间的平康坊,入北门向东的三曲,为妓女所居之地,当时的名妓杨妙儿、王团儿、王苏苏等就住在此南曲之中,京都侠少,也都萃集于此,这个坊也被戏称为“风流薮泽”。
而城西则因有西市,加之西市的贸易又极为繁盛,所以来自中亚、南亚、东南亚以及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日本等各国各地区的商人都在西市附近的里坊居住,所以有人戏称是“富人云集之地”,由此形成了“东贵西富”的局面。
因为里坊为居民住宅之所,所以士庶第宅房舍的建造,是长安城内的一道风景。而唐代依其身份、地位的不同,在门向的设置、房屋的间数等方面,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制度。
首先,在住宅门向的设置上,唐朝政府规定,凡三品以上官,或为“坊内三绝”(门第、才德、文学)者可以向坊外临街开门,其他官吏与一般百姓的住宅,都必须向坊内开门。这样,在长安城内的通衢大街两旁,尽是王公贵族的朱门大楼;其次,在住宅门、厅的大小与间数、架数上,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,如文宗颁发的“营缮令”中规定:“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。三品以上,堂舍不得过五间九架(梁与梁之间叫“间”,檩与檩之间叫“架”),厅厦两头门屋,不得过五间五架;五品以下,堂舍不得过五间七架,厅厦两头门屋,不得过三间两架;六品七品以下,堂舍不得过三间五架,门屋不得过一间两架。非常参官,不得造轴心舍,及施悬鱼对凤瓦兽通袱乳梁装饰。其祖父舍宅,门荫子孙,虽荫尽,听依仍旧居住;士庶公私第宅,皆不得造楼阁,临视人家。”
至于当时住宅建造的形式,特别是贵族官僚的第宅,多采取具有明显的中轴线和左右对称的平面布局。如从敦煌壁画中可以看出隋唐时期贵族的宅院,有在两座主要房屋之间用具有直棂窗的回廊连接为四合院,也有房屋与门置不完全对称,用回廊组成庭院。房屋的朝向多采用南向,以便冬季阳光入室内而抵御严寒,夏天又可以利用东南风取凉。建筑多用较厚的外墙和屋顶,建筑外观厚重庄严而且适宜于北方气候的特点。
鉴于隋亡的教训,唐建国之初的建筑比较简朴,但贞观以后,逐渐奢靡,至唐玄宗时,兴作繁多。《资治通鉴》有关安乐公主记载:“竞起第舍,以侈丽相高,拟于宫掖,而精巧过之。……作定昆池,延袤数里,累石象华山,引水象天津。”而天宝时期,京师权贵宅第,已极奢靡,杨国忠与韩国夫人、虢国夫人等外戚凭借贵妃得宠,在长安“竞开第宅,争奇斗妍,一堂之费,动则千万。”即使安史之乱后,长安营建制度大坏,但贵族的第宅却豪华不减,早已突破了有关规定。《旧唐书》上有记载,代宗宰相元载“开南北二甲第,室宇宏丽,冠绝当时”。而中书令郭子仪宅占亲仁坊四分之一,“堂高凭上望,宅广乘车行。”
有人曾这样说过:长安城以里坊为特色的中国建筑文化在隋唐时期达到鼎盛,里坊的人性化居住尺度、精神意义与物质功能的统一,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,被现代住宅区设计所借鉴,成为最为原汁原味的住宅特色。而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首肯,肖爱玲也说,唐长安城的形制是中国古代城市、尤其是都城建设的典范,历代有许多文人学士进行过考证和研究。盛唐时期韦述的《两京新记》、宋代宋敏求的《长安志》、程大昌的《雍录》、赵彦卫的《云麓漫钞》、元代李好文的《长安图志》、清代徐松的《唐两京城坊考》等著述,都对唐长安城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阐述。北宋的吕大防还曾将唐长安城的布局作图刻石,以期永垂后世。
唐长安城在当时也影响了邻近国家的都城建设。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就是效仿了长安的规划。日本国的平城京、平安京、腾原京、难波京以及长岗京,不仅形制和布局模仿长安,就连一些宫殿、城门、街道的名字也是袭用了长安城的相应名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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